二、八股
廿世紀流行講科學，對於古時候把彗星和災變相聯的說法，有兩種習慣成自然的批判。第一種是「平常論」。這就是以上所提的：認為彗星和平常一樣，災變的多少大小沒有因此而不同。這種批判在一九八五年以後，可能不太容易成立。第二種是「巧合論」。
一九八五年是彗星年又是災變年，為什麼呢？巧合嗎！問題是：如果巧合的次數不只一兩次的話，「巧合論」就值得檢討了。
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生物學博士李約瑟先生（Joseph Needham），在他的大作「中國科技史裡」，證據充分的指出：古代的中國人特別講究對自然現象的觀察（empiricism）。我們祖先，幾千年下來把彗星和災變相聯，難道真是沒有一點實地觀察的根據嗎？何況，又不只有古代中國人如此說，西洋人也不例外。
西洋科學注重分析和分類。而這一套傳統的開山祖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就把彗星和旱災相聯。古希臘的大詩人荷馬（1100 B.C.?）在史詩「伊利亞德」裡，也把彗星和瘟疫、蟲災、戰亂寫在一起。後來，許多的西洋詩人作家都有類似的咏歎。（請參閱前節所引的中副大作）
美國總統林肯，不只有智慧而且有魄力，是一位有理想又講實際的偉人。他說過，你能夠長期蒙蔽少數的人，你也能夠暫時蒙蔽多數的人，但是你不能夠長期蒙蔽多數的人。
把彗星和災變相聯的說法，如果純粹是毫無根據的迷信，它竟然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蒙蔽了中外無數的學者和大眾。這個迷信是否不大尋常？如果是巧合的話，它重複的次數，有沒有嫌多了一點？
在一九七○年，科學思想史上出現了里程碑。那就是孔恩（Kuhn）教授發表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1]。這本書的主旨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套思想的典範（paradigm）；即使在現在我們自己的科學時代也不例外。同一個時代裡，絕大多數的學者和群眾都遵奉這一套思想的典範，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說話，都不自覺的依附湊合這一套思想的典範。可是這套思想典範不是永久不變的。它隨著人類新的發現和新的瞭悟而轉移進化。
套一句我們中國的老話，孔恩教授的意思是說：每一個時代有一套「八股」，中國以前有專制封建的八股，西洋以前有宗教迫害的八股，現在東方西方共同遵奉一套新八股 ─唯物的、分析的、計量（quantification）的、擺脫價值約束的（value-free）科學八股。又有誰敢說：廿一世裡，我們青年有為的兒孫們，回顧廿世紀，不會覺得我們這批老朽落後寡聞，而且陷在廿世紀的八股裡面還不自覺呢？
---待續---
[1]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