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我退休後遷居苗栗南庄鄉的山上,很多人都以為我是突發奇想搬到鄉下,其實我是早有打算。
出身中文系,自小响往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豈止我有這個想望,所有中國文人雅士無一不响往這種生活。
二○○二年夏天經過一番曲折才能如願退休,原因是我曾擔任國中老師四年,後隨外交官的前夫赴美四年,回國後因他外遇而婚變,婚變期間是我一生最窮途末路之時,其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母親因精神分裂而發瘋,弟弟生意失敗跑路,妹妹與我同命―丈夫外遇,她雖有國中教職,卻因標會給丈夫做生意而至分文皆無。
我們一家同運,我在精神與經濟雙重壓迫下成了過河卒子,只有往前衝的份,尼采說過:「受苦的人没有悲觀的權利。」我豈止没悲觀的權利,連為自己悲傷的時間皆無。
以前任教的國中同事知道我悲慘的遭遇,紛紛伸出援手。她們告訴我原任教的學校有代課老師的缺,但需有力人士保薦,她們也告訴我,我讀政大時的國父遺教老師楊承彬老師正巧擔任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問題是他教過這麼多學生,我跟他不熟,他會記得我嗎?肯幫這個忙嗎?
我曾求助過與我較有交情的大學老師,因我知政大圖書館有個管理員的缺,我去拜訪老師時,原以為他知道我頗有才氣又肯苦幹,應會幫我一把,誰知他聽了我的困境後,上下打量我一番,批評我的穿著太廉價,求職要打扮得體面些。我內心十分悲苦,我已三餐不繼,連坐公車的錢都付不出了,哪來閒錢打扮呢?只好羞慚地告辭。
日後我倒很感激這位老師,若不是他在我人生困頓之際狠踹我一腳,我的反敗為勝之心不會這麼強烈。我成名後,他有次到我家附近的政府機構開會,打電話給我,問我可否過去一趟?我雖感意外,但還是過去了,他向在場所有官員介紹我是他學生,我很禮貌地跟他們一一致意,給足他面子,自此後,我再没跟他聯絡。
我懷著忐忑不安之心,由妹妹陪同到市府去找楊老師,他自然不記得我,但他很仔細聽完我的遭遇,二話不說便打電話到原任教的國中,當場與校長講妥,要我去做代課老師,我後來才知道楊老師對學生一向提拔不餘遺力。
我還未成名前,逢年過節會去看老師,但因自己一事無成,後來便疏於聯絡。成名後,終日忙得像陀螺,後來從他人處知道老師退休赴美依親,便再也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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